最高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亮点颇多,其中电子固证存证新技术在司法层面的应用尤其具有重大突破——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形式对可信时间戳及区块链固证存证技术进行法律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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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共有23条,规定了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上诉机制和诉讼平台建设要求,同时明确了身份认证、立案、应诉、举证、庭审、送达、签名、归档等在线诉讼规则。

新技术手段首次得到司法解释认可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首次将电子数据列入证据范畴。最高法院在《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进一步规定,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工程师许晓东介绍,哈希值校验是密码学的基础,理论上可以通过逻辑运算,使电子数据获得一个唯一的不可篡改的“身份证”,保证其完整性。同时,它也是可信时间戳和区块链技术的基础环节。可信时间戳是由可信时间戳服务中心签发的一个电子凭证,用以证明电子文件在某一时间点是已经存在的、完整的、可验证的。区块链存证则指通过特殊的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计算制造出更多的节点记录数值,增强数据的完整性与不可篡改性。

  6月28日,全国首例以区块链为存证的案件在杭州互联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支持了原告采用区块链作为存证方式,并认定了对应的侵权事实。据判决书,杭州互联网法院肯定了区块链作为判定侵权与否的有效存证的资格和效力。

  随着此次《规定》以司法解释形式对哈希值校验、可信时间戳及区块链存证进行法律确认,外界期待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多出现在案件审判中。

  麻策强调,使用了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以及区块链等技术形式,并不等于就证明了证据的真实性。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前述技术形式本质上不属于取证技术,而是一种固证存证技术。部分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很可能在被抓取之前,因其所处设备或网络环境存在问题,彼时便受到了“破坏”,导致存证下来的证据包天然不具有可信力。这类“破坏”包括非真实的网络环境、定向虚假链接访问、时间来源不明等问题。

  “杭州经验”

  9月7日 ,最高法司改办负责人在《规定》出台之后进行了答记者问,其透露了杭州互联网法院的一份“成绩单”: 截至今年8月底,杭州互联网法院共受理互联网案件12103件,审结10646件,线上庭审平均用时28分钟,平均审理期限41天,比传统审理模式分别节约时间3/5、1/2,一审服判息诉率98.59%。

  据悉,该平台接入多个数据接口,法院可通过平台快速传输、核验、存储涉案电子数据。利用平台,法院还可以直接调取电商平台上的涉案交易信息。

  这意味着,当事人若想将电商平台上的交易信息举证,只需在诉讼平台或电子证据平台输入该电商平台上的订单号,电子证据平台便可调取相关交易信息。若涉案数据存证于其他已接入的第三方平台,当事人只需提交该数据的哈希值存证编号,法院即可通过电子证据平台完成哈希值的智能比对及数据调取。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认为,电子证据平台的上线是杭州互联网法院的突破性尝试,从其技术架构来看,平台制定了统一的数据格式、明确接入方资质要求、接入标准,第三方存证工具的专业性和可信度,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电子证据的真实性核验问题。

  并非简单的“互联网+审判”

  2018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决定设立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

  《规定》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明确案件管辖范围;二是确立在线审理机制;三是搭建在线诉讼平台;四是完善在线诉讼规则。事实上,《规定》涵盖了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的全过程,即包括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在内的各个环节。

  在吴沈括看来,《规定》一方面在审理原则、受案范围、审级管辖、证据交换、电子数据等方面对于涉网络司法程序做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另一方面在庭审方式、电子送达、电子卷宗、上诉程序等方面对现行制度规范做出了紧贴时代的制度革新。
  麻策则表示,《规定》除了第11条的“重大突破”之外,还在另外两个方面具有创新性:
  一是明确在线化审理平台的法律效力,实际确认了超越传统庭审程序的合法性问题;二是不回避在线化审理痛点,例如确认在线化身份认证的账号行为效力视为本人,多渠道多模式下均确认送达有效性这一老大难问题。
互联网法院并非简单的‘互联网+审判’,而是综合运用互联网新兴技术,推动审判流程再造和诉讼规则重塑,是对传统审判方式的一次革命性重构。”前述最高法司改办负责人称。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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